大不列颠岛的相对安全性在近代初期和现代战争中是一个陈旧的话题

对于协约国而言,1915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英国在早期针对奥斯曼的阿拉伯河及苏伊士运河战役中取得胜利之后,就被蒙蔽了双眼,并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年也充斥着痛苦的记忆,正如克列孟梭在其刊物《正义》(La Justice)中向读者痛斥道:德国人仍然在努瓦永(法国地名)。

德国军队正是在这个战壕防线突出位置取得了进一步突破,并推进至距巴黎60英里(约97千米)范围内——这似乎在进行自杀式袭击,故意挑逗协约国部队从两翼突破包抄自己。虽然德国人向东部战线月份向戈尔利采—塔尔诺发动袭击,但是协约国军队在西线月)以及随后的卢斯/香槟(9月)战役中依旧一败涂地。

在上一个冬季的时候,英国人还怀抱希望。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呈给英国战争会议的《军情概况报告》中记录到,到1915年的春天,我们将开始彻底扫除法国[和]比利时……领土,并将敌军赶回德国边境线以内,但英军最终惨遭失败。法国和比利时总共有大约1.95万平方英里(约5万平方千米)领土还掌控在德国人手中,他尖刻地评述道,我们仅仅收复了8平方英里(约21平方千米)。

意大利在1915年5月23日加入战争,并选择站在英法一边(即对抗奥匈帝国)的举动或许提升了协约国正在骤然下跌的士气。但是由于它参战的时机太迟——直到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将俄国人从奥地利加利西亚撵回3周之后,意大利才向同盟国宣战——哈布斯堡王室也因而得以重生;但矛盾的是,也正是意大利的介入,使得奥匈帝国最终拥有了一位可以独力击败的对手。

最痛苦的莫过于加里波利僵局了。协约国军队本来打算绕开无望的西线,做大胆的战略推进,深入同盟国后方支援俄军,最终却再现法国和弗兰德斯的惨败——而且这一次协约国军队没法用德军的压力当作失败的借口了。

诚然,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得到了德军的慷慨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兵力主要还是由土耳其人构成。作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统治者以及全球性海洋霸主的大英帝国,正在被这位欧洲病夫施以沉痛的教训。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英军的无用,但这种挫败和屈辱感也能够解释他们为何会在春夏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随后的加里波利战役中更加坚定,愈挫弥坚。为何海军部、陆军部、战时会议和内阁中这些最聪明的人却未能对付土耳其人呢——要知道近些年以来,土耳其人在同一群巴尔干人的战斗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以前还曾被意大利击败过!相反,对于同盟国而言,他们的战略蓝图却正在改善。

诚然,土耳其人曾经在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运河经历过相当令人惊恐的时刻。凡城的陷落以及雪崩式爆发的亚美尼亚暴动似乎预示着奥斯曼帝国权威在土耳其东部的塌方。然而,政府军的残暴回应,俄军在马拉兹吉尔特被逆转,以及英军干预奇里乞亚地区的失败却又好像重塑了奥斯曼在东部地区的威望。这位病夫又一次诈死,不过,这难以告慰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在东部近乎胜利的煎熬时刻变成了一次人间浩劫。

大不列颠岛及其盟友的相对安全性在近代初期和现代战争中是一个陈旧的线年,这种比对更为引人注目。在一战中参战的英国兵不论来自不列颠群岛或是联邦诸国,他们又一次在为他人的国家而战,要么是为他人抵抗侵略者(法国),要么是帮大英帝国夺得胜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加里波利半岛)。苏伊士运河战役是一个例外,即使在这场战役中也主要是英属印度兵在守卫英属埃及,而非英国人守卫英国。

地理位置的因素使得英国同世界大战的活跃前线隔绝开来,并赋予了它一定的灵活性,但随着这种奢侈之物而来的是选择的重压。在马恩河战役中重获新生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变得相当简单明了:将德国人驱逐出法国。在东线年的时候还具备着可调动性——只是在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中,这种可调动性遗失殆尽。

之后,他们唯一考虑的真正问题仅仅在于撤退距离的远近。意大利介入战争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但是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意味着它和奥匈帝国注定只能在20英里(约32千米)宽的战场进行搏杀——处于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唯一一块平地。

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在关于如何平衡东、西线和土耳其三个战场的军队和军需品的分配问题上,具备一定自主性。但是由于英军控制着海洋,再加上很难同君士坦丁堡取得联系(仍处于战争中的塞尔维亚切断了东方快车铁路线,还朝多瑙河进行着炮击;而罗马尼亚的中立立场也阻碍着德国向土耳其大规模输运武器装备),德国的选择也十分有限。只有英国能够自由决定出于何种目标,以及向何处调派剩余兵力。

而且,由于基奇纳在从无到有重新组建一支新军之前,西线战场已经趋于稳定,所以,也只有英国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大量的剩余兵力。那么,这些英国兵应被派往何处呢?法国是一处明显的目的地,但是这些新招募的士兵在同德国人的较量中很难比得上经验丰富的英国远征军。

正如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的战时会议上解释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地步后,数量并不足以解决西线战场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扩充数量,然而防御力量……才是永久性比数量优势更为重要的因素。

正如我们所见,在整个战略体系和道义逻辑中应该得以严肃重视的奇里乞亚却遭到了我们的忽视。英军于2月份在苏伊士运河决定性地击溃了奥斯曼的进攻后,埃及似乎暂时处于安全之中。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似乎也是选择之一,但是它仅仅存在于德里和英属印度军队的战略视野内,而非伦敦及新军。自然而然,剩下的加里波利便成了明显目标。汉密尔顿在1915年5月18日向伦敦发去电报请求增援后,迟迟等不到回复,直到6月7日,战时会议才决定,将调派第一新军中仅存的三支师部以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着眼于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发动一次袭击。

令丘吉尔沮丧的是,他极为渴望的布莱作战计划因此便被抛弃,换成了另一场暴风雨般的猛攻——新军将从澳新军团湾西部展开全面的侧翼突围,直到进驻海峡。由于讨论时间太久,关键时机已经被贻误,英军不得已将登陆时间一直延迟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

这中间的富余时间使得英军能够集结两支以上的地方师部为主力登陆做好后援准备,但是,他们也给了利曼更多时间应付将要到来的进攻——他们在利姆诺斯岛上有条不紊地集中军队的举动几乎毫不隐藏地将自己的意图暴露在敌军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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